• 鄭永年:中國善意和平崛起的三個基礎

    首頁 2021-09-09 11:05:14

    導讀

    本文根據鄭永年教授在2021年第八屆IPP國際會議(2021年8月21日-22日)上的發言修改擴充而成。

    鄭永年:中國善意和平崛起的三個基礎

    圖源:網絡

    這些年來,西方學界和政策研究界面對著一個越來越困惑的謎團——中國被他們想象成下一個美國,或者下一個蘇聯。

    中國不斷地崛起或者已經崛起,中國到底是怎樣的一個大國,或者會到底是怎樣的一個大國?

    西方學界和政策界想象圖景非常有限:想象之一就是中國有朝一日取代美國,成為世界霸權國家,就像前蘇聯當年想要做的一樣;想象之二就是中國正在全世界搞擴張,搞“新帝國主義”或者“新殖民主義”,就像崛起之后的歐洲國家和美國那樣。

    有了這樣的想象,西方人到處找材料、找證據來證明中國的“惡意”。這已經導致了世界上很多國家對中國的崛起充滿恐懼,覺得中國在破壞和顛覆現存世界秩序,把中國自己的秩序強加在整個世界之上。

    但我們在中國國內,看到的則是完全不一樣的現實的和未來敘事圖景。中國領導人一而再、再而三地強調,中國支持和維護現有的國際秩序。

    鄧小平先生當年做出了一個重大的決定,即中國通過改革開放加入現存世界秩序,并和現存世界秩序接軌,即使這個秩序是在美國和西方國家主導下建立起來的。

    今天,中國是二戰后以聯合國為中心的世界秩序最強有力的支持者和維護者。再者,中國也對世界秩序的改革提出了一系列建議,比如世界銀行或者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改革,但中國所建議的這些改革也是為了完善現存世界體系。

    簡單地說,中國是世界秩序的參與者與改革者,而非西方所說的革命者和破壞者。另一方面,中國國內的很多人也相信美國正在破壞現存世界秩序,即使美國本身在構建這個體系過程中扮演了很重要的作用。

    實際上,對這個事實,世界上大部分國家都會認同的。美國在特朗普時期退出了諸多重要的國際組織。盡管拜登上臺之后,“美國重新回來了”,但美國的作為不僅對國際秩序造成了破壞性的影響,而且也對美國自己的國際聲望構成了傷害。再者,考慮到美國國內現狀,美國是否繼續有能力“領導”世界也是一個很大的問號。

    所以,在美國,在中國,對中國與世界秩序關系的想象是完全不同的。

    在西方國際關系研究中,最重要的“古訓”有二:第一,外交是內政的延伸;第二,戰爭是政治的另一種表現方式。但是,美國在看待中國的時候就忘掉了這些“古訓”,硬生生地把自己的帝國主義式的擴張經驗“投射”到中國。我們有必要從中國內部要素的角度來看待中國和世界秩序之間的關系。

    從內部要素而言,中國的三大基礎促成和保障著中國善意和平的崛起。

    01 第一個基礎是文化

    從文化的深厚根基看,中國人認為中國是一個和平的國家。中國歷史上只有在蒙古和滿洲人統治中國的時候有比較激進的擴張行為;如果用西方的話語,可以說這兩個時期,中國本身被異族統治,變成了“殖民地”。

    除了蒙古建立的元朝和滿洲建立的清朝,在數千年歷史上,中國在處理和其它國家的關系上總體是比較和平的。歷史上,中國對越南和朝鮮有一些干預政策,但大多數所謂的“干預”是因為越南和朝鮮內部發生紛爭,被邀請“干預”的。應當強調的是,這些都發生在近代之前,不僅中國,在整個東亞地區都沒有“主權”的概念。我們不應當用近代“主權”概念去分析中國的傳統外交行為。

    我們也不用否認今天民族主義和民粹主義情緒的興起。中國的民族主義,西方學界一直誤認為是國家動員起來的。但這并不是事實。

    從傳統來看,中國并不存在西方那樣的民族主義,而只有“文化主義”。中國民族主義是近代的產物,是對西方入侵中國的反應。這一點在改革開放以來,也沒有很大的變化。

    不過,天中國人的民族主義,尤其是年輕人群體中的民族主義有很大的自發成分,越來越多的年輕人對自己國家的崛起感到驕傲。這是一種自覺的愛國主義,是積極的民族主義。

    只要中國面臨嚴峻的外部挑戰,這種民族主義還會繼續高漲。例如,現在中國人對美國的對華政策的反應是比較激烈的。

    這個世界,只要還是主權國家,民族主義有其存在的合理性。任何國家都是需要一點民族主義情緒的,問題在于“度”。民族主義如果失控,對任何國家都是不利的。

    02 第二個基礎是政治

    國家間的任何沖突和戰爭都不是自然發生的。沖突和戰爭是政治決定的結果。因此,和平需要堅實的政治基礎。

    八十年代中國改革開放之初,鄧小平決定中國要融入世界,接受現存世界秩序,接受西方制定的一些規則。

    鄧小平也強調中國“永不稱霸”“永不當頭”。這個政治決定不僅促成了中國內部數十年可持續發展,而且也促成了中國成為八十年代之后全球化的主力之一,對世界做出了最大的貢獻。在以往的數十年,無論是就經濟增長而言,還是反貧困而言,中國在所有國家中,對世界的貢獻最大。

    西方一些人認為今天的中國正在挑戰現存秩序,但這與人們所觀察到的中國行為并不符合。當美國盛行經濟民族主義和貿易保護主義的時候,中國領導人一直在強調中國的開放政策,強調中國要繼續廣泛地和西方合作。

    就算在特朗普政府對中國企業施加巨大壓力的時候,中國還是保持了克制,強調和美國的合作,并沒有對美國在華企業采用美國政府那樣的政策。

    更為重要的是,中國領導層一直強調,中國對世界的最大貢獻就是實現內部經濟的可持續發展。中國經濟是世界經濟的內在部分,并且是第二大經濟體。如果中國經濟出現問題,那么就會影響到全世界經濟。這一點中國和美國形成了鮮明的對比。

    在很大程度上說,今天中美關系的惡化是美國內部發展的外化。美國政府因為沒有能力解決內部問題,把內部問題外化,使得中美關系成為美國內政的犧牲品。

    美國根據其自己的帝國經驗,一直相信“國強必霸”。這也是美國(和西方國家)對中國的崛起感到“恐懼”的一個因素。

    西方學術界和政策界一直有“權力轉移”的理論,即國際政治權力從現存大國轉移到新興大國,普遍認為“權力轉移”和戰爭之間的關聯,即“修昔底德陷阱”。如果相信權力轉移理論,那么人們就會假定權力從美國轉移到中國及其這個過程中中美兩個(或者兩大陣營)之間的沖突乃至戰爭不可避免。不過,實際上,在這之前,人們就已經把此理論應用到東亞的“權力轉移”,即從日本轉移到中國。

    在中國之前,日本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中國是崛起中的亞洲大國!皝喼薇赜幸粦稹笔恰皺嗔D移”理論信仰者所相信的。但是,中國早已經遠遠超越日本,成為亞洲最大的經濟體,中國的軍力也不差日本。也就是說,如果按照“權力轉移”理論,東亞的“權力轉移”早已經完成了。很顯然,東亞到現在為止還是和平的。

    實際上,自中國改革開放以來,在所有的地區中,東亞是世界上最和平的地區之一。盡管不同的地方也經常出現沖突的可能性,例如朝鮮半島、東海(釣魚島)、南海和印度洋等,但沖突都沒有成為現實。

    東亞和平盡管有很多要素,但主要和中國領導人的信仰和外交分不開。中國領導人不相信“國強必霸”,不會因為自己強大了,就去干預他國事務,或者去挑釁現存國際秩序。同時,中國盡自己的能力去協調國家間的行為,盡區域大國的責任。

    總而言之,無論從哪個角度來看,如果避開了中國因素,很難解釋東亞的和平。

    03 第三個基礎是社會階級或者階層

    美國和西方一些人說中國近年來在國際政治舞臺上越來越咄咄逼人。他們從一些外交官或者社交媒體的言辭上得出這個結論。但這與國內的視角很不相同。盡管隨著持續的崛起,中國的外部影響力也在增加,但中國領導層的關切點一直是內部發展和建設。

    就沖突和戰爭而言,內部發展的重要性甚至關鍵性是不言而喻的。很簡單,消除貧困一直就是一個重大的內部和外部議題,因為暴力和戰爭其實都和貧困有關。

    從中東到拉美,在落后地區,幾乎所有的戰亂都和貧困有關。如果一個人很貧困,往往會走向極端和暴力。

    所以,任何一個國家的要務都是發展。西方早期發展也不講人權的,現在西方發達國家往往做人權的文章來阻礙其它國家的發展。其實,發展是前提,沒有發展,其它所有的權利就無從談起。發展有利于和平,否則就會有暴力。

    在這方面,中國需要更多的努力。從世界歷史上來看,當英國成為世界霸主時,英國國內已經先富裕起來了。先富裕,后成為世界大國。美國也是一樣,19世紀90年代美國已經是最大的經濟體,然后在一戰過程中開始走上世界政治舞臺,先是國內富裕起來,然后才成為世界超級大國。

    但中國則不同,當大部分人口還貧窮的時候,中國因為體量大而成為一個大國。西方國家在發展過程中走過了很長一段帝國主義和殖民地主義路線,自己的內部發展是以犧牲其它國家為前提的。中國則完全不同,無論是反貧困還是走向共同富裕,中國所能用的僅僅只有內部資源。

    就是說,中國領導層必須花大力氣通過內部發展來滿足和協調內部不同階層的利益和需求。簡單地說,是中國內部階層之間的和平為中國國際和平提供了社會基礎。這是來之不易的。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不僅實現了可持續的經濟發展,從一個貧窮國家成為世界上第二大經濟體,而且還通過極大的努力促成8億多人口脫離絕對貧困狀態。僅2012年以來,就有1億多人口脫離絕對貧困。

    盡管中國也面臨收入和財富差異問題,但正是因為大規模的扶貧運動,實現了基本的社會正義和公平。只要內部是和平的,外部和平就有保障。

    近來,中國政府更是把“共同富!碧岬阶h事日程上來?紤]到美國(和西方一些國家)因為內部問題外化,惡化了國際政治環境,盡管“共同富!笔侵袊膬炔堪l展問題,但對中國的國際關系的正面影響是怎么評估也不會過的。

    特朗普說“美國優先”,要關注美國內部的發展。拜登也說要關注內部的發展,甚至把美國的外交也稱之為“中產外交”。

    人們希望美國政府真的能夠關切美國內部的發展。美國內部穩定了,才可以成為外部的穩定力量;內部不穩,國際環境跟著遭殃。

    中國的崛起促成中國的中產階級規模逐漸擴大,每年有更多的人走向富裕。相信,在“共同富!闭邩嫾軆,中國在實現可持續經濟發展的基礎上,中產階級會越來越大。

    中國和未來世界秩序的關系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中國國內經濟的可持續發展和中產的不斷壯大。在任何國家,中產是和平的。西方人相信“民主的和平”,即民主國家之間不會發生戰爭。但實際上這只是表象,更具本質性的是中產,說“中產之間不會發生戰爭”更符合歷史事實一些。

    中國中產壯大是內部可持續發展的基礎,也是國際和平的基礎,F在中國有4億人屬于中產,只占人口總規模的30%。到2035年或者更長一些時間,如果中國的中產比例達到70%,中國對世界和平的貢獻會更大,也更有保障。

    文化、政治和階層這三個基礎保障著中國的崛起是善意的和和平的。

    鄭永年:中國善意和平崛起的三個基礎

    ★ 本文作者:鄭永年,香港中文大學(深圳)全球與當代中國高等研究院院長、華南理工大學公共政策研究院學術委員會主席。

    編輯:IPP傳播

    關于IPP

    華南理工大學公共政策研究院(IPP)是一個獨立、非營利性的知識創新與公共政策研究平臺。由華南理工大學校友莫道明先生捐資創建。IPP圍繞中國的體制改革、社會政策、中國話語權與國際關系等開展一系列的研究工作,并在此基礎上形成知識創新和政策咨詢協調發展的良好格局。IPP的愿景是打造開放式的知識創新和政策研究平臺,成為領先世界的中國智庫。

     

    免責聲明:該文觀點僅代表作者本人及原創者,本網是信息發布平臺,僅提供信息存儲空間服務。版權歸原創者所有,除非無法確認,我們都會注明作者及出處,如有侵權煩請告知我們,我們會立即刪除并表示歉意。謝謝!